“为人生”文论话语是五四“人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为人生”文论话语从文学目的论的角度强化了对“人”的坚守，这与近代以来人的发现脉络不谋而合。在福柯看来，到了19世纪，“人随之并且第一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一个尚未具有200年的人物，一个人类知识中的简单褶痕……”［1]当我们将“为人生”文论话语追究到“人”的发现时，“人学”这一概念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人”的分类：“人学观念史”视域

“人学”命名合法性的争论依然未休，卡恩在《人学导论：关于人的整体的研究》一书就认为：“人学本身是‘非学科’（non—discipline）和‘非专业’（non—specialized）……人学不是一门单纯学科和专业，因为它具有相对于其他任何专业和学科的中立性（即不以任何一门学科专业为基础和前提）和普遍性（即研究人的整体，而不是人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①即便如此，众多的理论家却已经开始使用“人学”这一术语命名各自的著述，并力图以各自独特的探求勾勒出中西人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这类著作虽然还不能称之为汗牛充栋，但也是著作迭出，蔚为大观②。在中国，代表性的著述当数黄楠森等学者编撰的《人学理论与历史》，该系列由《人学原理》《西方人学观念史》《中国人学思想史》三卷组成。该书认为：“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2]本文不计划参与到“人”的理论探讨之中，但是作为“为人生”文论话语的人学基础，有必要澄清晚清文学改良主义者和五四新文学家所推崇的“人”在西方“人”的观念脉络中是如何阐述的，又是处于怎样一种地位？

对于这个问题，赵敦华的《西方人学观念史》可谓是筚路蓝缕之作，相对于著作颇丰的中国人学观念史，西方人学观念史著述还是明显较少，这也越发显出该书的重要。《西方人学观念史》在表述方式上谨慎地选择了“人学观念”一词，并专门做了解释说明，同时还特别提及该书的写作得益于观念史和叙事法。赵敦华认为“观念史”由狄尔泰提出，美国哲学家劳维格教以《观念史杂志》为阵地大力倡导这一概念。观念史不仅包括哲学史，还包括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和科学史，“是以哲学史为核心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文化思想史”，这种“文化学”“大哲学”对于摆脱20世纪初以来只包括形而上学和认识的纯哲学危机有积极的意义。在观念史的方法烛照下，该书将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关于“人”的观念分为九类：宗教人、文化人、自然人、理性人、生物人、文明人、行为人、心理人、存在人。这种分类虽然不免交叉重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某种“人”的观念占据主导，以这种“人”的观念转型替代，构成了一部西方人学观念的发展史。

西方人学观念始于对“人的自我形象”的思考，希腊神话中神人同形同性，这种自然拟人化的神构成了最早“宗教人”的形象。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取代神话世界观，强调事物存在和运动缘由的本性和本原的“自然人”形象，以及在人与社会关系中看待人的“文化人”形象随着希腊文化的其他形态出现。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灵魂的认识来把握人本质的“智慧人”形象正式登场。在这四种形象的基础上斯多亚派第一次提出了人的综合的形象。总体而言，此时还只是整体性的、直观性的“形象”，尚不足以达到抽象的富于概念思辨和逻辑推理的“观念”，但这些“形象”无疑为近代人学观念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和参照系。

说话间，徐艺放缓车速，从街边往旁边一拐，慢慢地停在了胜利大厦在建工程楼下的围墙边。徐艺先下车拎了背包，张仲平也下了车，两个人顺着围墙找到了一个门洞，进入施工工地。

正如福柯所言“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在西方人学观念史上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形成的“自然人”“理性人”观念，尤其是“自然人”中的“政治人”观念，通过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阐述，明确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一口号既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成果，确立了法国人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法国精神的代表，同时也在全欧洲广泛传播，被视为不容置辨的普适信条。“为人生的艺术”文论话语的重心——“人生”，从人学观念的角度寻找某种“态度的同一性”，可归源于“人”的近代转换。这一术语背后的“人”，即晚清文学改良主义者和五四新文学家们所推崇的“人”，主要指的便是这一个近来发明的“人”，是在文艺复兴时作为神的对立面出现，并经启蒙运动理性洗礼的“自然人”“理性人”，是在国家与个人的纠葛、国家工具论与国家有机体论之间徘徊的“政治人”。

“政治人”从人的自然本性来探索国家的起源和性质，构成了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性本恶，为了扼制人性之恶，人们通过推举领袖来制定法律、实施刑罚约束邪恶，从而产生国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系统论述了“自然人”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的过渡，在此基础上形了社会契约论，遵循自然法、保护天赋权利以及崇尚自由等构成了社会契约的重要内容。大体说来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在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标志着人道主义的胜利［4]254-275。从国家观念的角度分析，这是一种国家工具论。与之针锋相对，以亚当·穆勒、施勒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和以赫尔德、伯伦知理等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则系统论述了国家有机体理论。“个人与国家相对抗的社会契约论”工具论形态和“个人与国家相协调”的有机体论样式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7]。如果从西方人学观念史的宏观角度把握，二者皆可纳入“政治人”的观念。

“自然人”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是自然界的独立法人，最重要的是“自然人”是单个的人，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拥有国家和社会不能剥夺的权力。“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情感人”“机器人”等不同的观念共同构成了“自然人”这一综合观念。亚当·斯密假设的“经济人”是使市场得以运行的人，这一假设的建立，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英国的道德哲学家提出的性善说，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和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本恶，相信道德性是自明的，人类的天然情感、良心是自然的道德原则，形成一种“道德人”观念。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者用感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点看待人性，用经验主义的观点把道德的基础归结为情感，形成一种“情感人”的观念。“机器人”观念则为机械唯物论所推崇，在笛卡尔“动物是机器”思想基础上，将世界看作因果链组成的机器，人也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所谓的“社会数学”、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决定论都是这种自然决定论的重要形式。“自然人”是多学科共同描绘的综合观念，其中涉及国家与个人，纠葛最多的便是“政治人”观念。

二、“理性人”与“自然人”：西方想象“态度的同一性”

“为人生”文论话语呈现出两歧性倾向，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人生的艺术派”的周作人，虽然提倡群己平衡的艺术观，然而还是倾向于个人维度，着眼于捍卫个人自由，主张限制国家权力，大致持国家工具论。继承周作人在《文学研究会宣言》衣钵的沈雁冰则倾向于国家维度，转持国家有机体论，强调国家权力，主张政府集权。国家与个人的不同侧重形成了“为人生”文论话语的两歧走向。余英时曾以“群己之间”概括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其中第一个循环主要指从打破旧名教的束缚、要求个人自主，到接受新名教、放弃个人自由，时间大致从梁启超《新民丛报》时期到1923年，这时个体主义占主导倾向，1923年之后逐步倾向集体主义（革命或民族主义）［5]。这一时段，如果从国家观念的角度整体把握，属于这个循环起点的梁启超持一种国家有机体的观念，有学者认为20世纪头15年，是中国民族主义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期［6]。张扬个性狂飚突进的五四时代国家工具论占居主导，而“后五四”时代则又趋向国家有机体论，从国家有机体论到国家工具论再到国家有机体论构成一个微循环。借鉴西方人学理论资源，从国家与个人的纠葛、国家工具论与国家有机体论的徘徊出发寻找解释，寻找某种“态度的同一性”，大致指向了“自然人”中“政治人”观念。

“理性人”是从事理性认识的人，是在道德、宗教、审美等精神活动中实践着的自我，是独立、自由的个人。“合理的”个人主义，崇尚“自我”是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康德作为理性主义人学的集大成者坚持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他提出的“关于人是目的的思想把启蒙时代提倡的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要求提高到绝对命令的高度，是人道主义的时代精神的高度哲学概括”，除康德“纯粹理性”之外，费希特“绝对自我”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可归属于理性主义的人学。

综上所述，经过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存在管控的探究，促使会计师事务所领域对于审计风险能有一个准确的理解，让其加强自身审计风险的观念，管控好审计风险，减少审计风险的成本，期盼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第一时间落实好对审计风险的管控举措，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效可持续性发展。

三、“政治人”：“为人生”文论话语的“人学观念”资源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西方人学观念中，晚清文学改良主义者和五四新文学家所推崇的近代意义上“人”的观念，又指向哪种呢？当我们将“为人生”文论话语假设为一个渊源有自传承有序的文论流派，进而在西方寻找其对应物时，不免陷入思维的死胡同，越是探究越是模糊。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将这种西方想象视为一种“态度的同一性”［4]1-8。这种“态度同一性”表现为对个性解放、人性、民主、科学、进化、理性等观念体系的推崇、效仿与移植。利奥塔在颠覆现代主义的“元叙事”时，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人性解放的神话，以及知识统一性的神话，而这一神话又分别源于法国启蒙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4]493。按此脉络，现代中国“为人生”文论话语中对“人”的西方想象大致指向西方人学观念史上的“理性人”与“自然人”。

诗何以兴——再论《诗经》的文化作用…………………………………………………………熊建军，王昌鹏（5）：93

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到16世纪宗教改革，围绕人神关系形成了一种基督教特殊形态的人学，也构造出了一个“宗教人”的观念，宣扬原罪与恩典，同时也包含着对人的意志自由的肯定。15世纪到19世纪是西方人学发展的近代阶段，标志着近代开端的文艺复兴，开始在学科分类的专业性中研究人，其后的启蒙运动，从普遍性和科学性层面开始人学研究。在人文学科构建出“文化人”的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构建出“自然人”的观念。依靠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论构建了“理性人”的观念。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关于人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选择”论为范式形成一种“生物人”的观念，根据人适应环境的行为来观察、研究人。受此影响，启蒙时期的社会进步观演化为人类进化观，通过研究原始文化和原始思维进而揭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特质的“文明人”观念开始出现。20世纪英美人学思想呈现出“行为人”的“家族相似”特征，通过科学主义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将人学研究对象集中于人的行为。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实证研究，将生命本能的形而上学转变为人学理论，同属这一人学思想范式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对人的生命本能的解释构成了一个“心理人”的观念。20世纪西方哲学“人学转向”，集中表现于“存在”意义的新发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观或本体论，这种人学转向被称之为人本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上帝死了”必然导致“人死了”，宗教人、存在人、自然人、理性人、文化人、心理人、生物人等“人”的观念趋于消解［3]。

范坚强从办公桌上拿出一个塑料盒，取出金鱼饲料，往鱼缸里抛了几颗，慢条斯理地说：“不错，一开始就是为了谄害你，而且，我特地选择苦根作为牺牲者，你知道为什么吗？”

注释：

①T·C·Kahn，An Introduction to Hominology：The Study of theWhole Man，Thomas，Springfield，1969，p.5.转引自赵敦华.西方人学观念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

②国内人学著作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12-13.

［2]陈志尚.人学原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

［3]赵敦华.西方人学观念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504.

［4]汪晖.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1989（3）.

［5]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M]／／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07.

［6]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43.

［7]雷勇.国家比喻的意义转换与现代国家现象——梁启超国家有机体理论的西方背景及思想渊源［J].政法论坛，2010（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