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等撰写的《简明全球史》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它勇敢地打破了以前以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为独立单元的研究思路。全球史的视角更加重视人类历史的交往互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1]。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全球史观”，以丝绸之路研究为学术背景，以不同文明圈之间文化的融合互动为研究思路，以考古发现的莲花图像为研究载体，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丝绸之路艺术的“大范围互动研究”。

一、丝绸之路研究的广阔视野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五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中。他在1877年出版的第一卷中提到“马利奴斯的丝绸之路”。马利奴斯是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他最早记录了一条从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经石塔（有学者推断位于塔什库尔干附近）直到赛里斯国都赛拉（洛阳）的道路。可惜马利奴斯的文本已经遗失，但另一位稍晚一些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却将“马利奴斯之路”记载其中，并给予了修正，从而成为这条东西交通路线最早的文献记录，托勒密甚至还提到了敦煌［2]。“丝绸之路”一词堪称李希霍芬的原创，他将德语的seides（丝绸）和strasse（道路）两个词拼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新词seidenstrasse，中文翻译“丝绸之路”［3]。“丝绸之路”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可能还是因为李希托芬的“粉丝”斯文·赫定将他的第一部中亚探险成果直接命名为《丝绸之路》，这本书于1938年被译成英文。之后，“香料之路”“草原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玉石之路”等名称陆续出现，但都没能取代或超出“丝绸之路”所涵盖的范围［4]。随着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地理空间都在不断扩展，研究对象也远远超出了“丝绸”和“路”的物质范畴，内涵与外延的扩展将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

比陆上丝绸之路更具规模的海洋运输很早就被纳入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其实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主要是瓷器和香料，几乎不见丝绸。唐代以后丝绸技术已经通过西域传到了西方，拜占庭成为欧洲丝绸的生产中心，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早已“一丝不挂”了。作为中西贸易的重要交通路线，海上丝绸之路首次拓展了丝绸之路的空间概念。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更加关注在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北部草原地带，存在着一条更为古老而且经久未衰的草原丝绸之路。20世纪40年代在南俄草原的巴泽雷克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许多丝绸制品，其中有凤纹刺绣图案，这些丝绸被认为是来自中原地区，同时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走向世界［5]。这一路线从洛阳出发向北，进入河套以北的蒙古草原，继续向西可以抵达南俄草原，向南经过图兰低地到达伊朗高原。草原丝绸之路是北方游牧民族经常活动迁徙的线路，特别是史前东西方文化融合互动的主要通道，至今依然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干线。1960年从北京经行蒙古到莫斯科的中俄国际列车开始运营，全长达到7858公里。

芮乐伟·韩森在《丝绸之路新史》的附图中把丝绸之路的东端延伸至日本。7到8世纪带有牡丹图案的中国丝绸以及来自波斯的艺术品，经过朝鲜半岛被辗转运到日本宫廷，佛教中国化的禅宗也经同一路线被传送到日本。日本的正仓院和法隆寺收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丝织品，还不定期举办丝绸之路展览会和研讨会。关于丝绸之路在西方的起点，美国《全国地理》杂志1980年报道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一座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的丝绸残片，但一些学者仍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印度和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人们很早就利用野生蛾制丝，只不过是产量极其有限。要判断出土的丝绸是否来自中国，主要依靠纹饰，当然更可靠的证据是来源于丝绸上的汉字［6]。

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是“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也就是说李希霍芬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与司马迁所记张骞出使西域“凿空”的时间是一致的。正如刘进宝所说，张骞通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应该是合适的，但这并不影响对丝绸之路时间上限的研究。赵逵夫认为今天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这条东西通道在商周以前已经产生，并且同意顾实的中国与中亚地带的政治、文化交流至迟在西周时代就已经产生的观点［7]。叶舒宪认为周穆王西征的故事体现的是中国上古帝王“昆仑玉乡朝圣”的史诗，继而提出玉石之路先于丝绸之路已经存在［8]。同济大学朱大可以神话比较的方法认为西王母就是印度的湿婆，而且和公元前6世纪阿里地区的象雄文明有着直接关系［9]。这些研究无疑对更早时期的东西互动提出了更为新颖的观点。汉代之前，丝绸之路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融合互动当属亚历山大东征，在被征服地区统一实施希腊化管理，鼓励不同种族通婚，各地大规模营建亚历山大城，从政治到艺术进行全方位的希腊化渗透。当佛教遇上希腊化便产生了佛教艺术，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丝绸之路上的莲花及其图像

（一）丝绸之路视野中的莲花及其符号涵义

2.1 两组围术期指标比较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1。

如果把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看成是人类文明遵从神的意志的时代，那么印度文明则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哲学宗教的时代。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起初以足印、莲花、法轮等符号作为象征物。公元前3世纪建造的阿育王石柱，柱头上既有法轮又有莲花，莲花呈覆瓣，莲瓣细而密集。公元前后的阿旃陀石窟壁画绘有菩萨画像手捻莲花，表现的是侧视莲花的形象，花瓣细长，形似睡莲。阿旃陀石窟窟顶平棋莲花图像是平面圆形放射状的纹饰，花瓣长而细密，也是睡莲的形态，另外桑奇大塔塔门和巴尔胡特围栏等处也有类似的图像。

考古发现的墓室藻井莲花是现在确认无疑的最早的中国式莲花图像。山东嘉祥县的东汉武氏祠墓室藻井绘以八瓣莲花，花心还以浮雕的形式突出了莲蓬形象。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藻井中绘有红白相间的八瓣莲花，中心绘圆形莲蓬，方井四角绘水纹，并有水凫和小鱼图像。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5号墓前室藻井也绘有复瓣莲花。墓室藻井莲花图像都比较写实，而且花瓣还有粉色晕染，莲瓣肥硕，宽而带尖，呈方井型对称结构，复瓣从上层相邻两瓣间画出，一般以四瓣、八瓣最为常见。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有“圆渊方井，反植荷渠”的文献记载。鲁灵光殿是西汉时建造的，说明中国式莲花图像至晚在西汉时出现，并且延续了先秦时期的荷文化。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校释》有更为详细的解释：“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厌火。”“殿屋之为圜泉方井兼荷花者，以厌火祥。”在中国古人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中，水能克火，水能生木，所以荷花指代水至少能够在心理上起到预防火灾的作用。

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首都底比斯有规模宏大的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所有的柱头均饰以花苞形象，人们普遍认为是莲花花瓣的形象，人们也认为莲花和纸莎草两种植物装饰的柱头象征了上下埃及的统一。有植物装饰的柱头在古希腊时期逐渐融入了地中海茛苕草的造型，并通过希腊化时期的传播，逐渐演变成欧洲古代建筑中科林斯的柱式风格。古埃及壁画中有具象写实的莲花图像，以侧面的形式描绘了花瓣细长带茎的红莲形象，这可能就是被希罗多德称为“尼罗河红百合”，据说是从遥远的波斯传来的，主要是用来供奉和敬献的。在爱琴海文明的克里特岛壁画中，主题性壁画的边框常常用重复的圆形花卉图案装饰，形似莲花。一种对盛开时的花卉以圆形平面放射状的形式表现，几乎是出自人类绘画的本能，这可能是因为几何形是绘画的最初级形态。但奇怪的是这种结构简单的图像在中国早期的纹饰中几乎没有出现，这可能也正好体现了北部草原文明和南部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早期的文化更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装饰母题多是动物形象，很少有植物形象，所以中国的植物纹饰比起西方来要出现的晚一些。

用规章管人管事 用制度治散治慢（鲍建平） ................................................................................................. 2-17

（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丝绸之路上的莲花图像

印度全年气候潮热，是莲花生长的理想地区。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就有莲花女神的原始崇拜，莲花被认为是吉祥天女拉克西米女神的植物符号。印度中部的比罗尔族神话这样解释世界的起源：“最初，天下皆水，有莲生出水面。是时巨神居于阴间，经莲茎出至水，以莲为座。”［12]在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中有这样的诗句：“这地方到处遮满了五彩缤纷的蓝荷花丛，叶子是极其珍贵的摩尼，花丝都是真金长成。”［13]可见印度先民早就把莲花看成是沟通两个世界的神奇物种，和摩尼宝珠、黄金等一起具有神性的符号意象。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等都把莲花看成是宗教圣物，象征着宇宙中生命的孕育方式。

作为一种结构和图式，圆形平面放射状的植物花卉纹饰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早王朝时期的文化遗迹中，并有可能向西影响到地中海文明，向东影响到波斯和印度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乌尔王陵中，王后普阿比的金头饰、“草丛中的公羊”等金饰都普遍采用了盛开花卉的造型。阿卡德时期的纳拉姆辛胜利石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胜利者纳拉姆辛的形象，在他的前面浮雕着两个圆形放射状的花卉，很像放射着光芒的太阳。这种圆形的花卉纹饰后来高度符号化为连珠纹，萨珊晚期传入中国，在莫高窟隋代壁画中大量出现。

在旧大陆的另一端，古代埃及尼罗河流域生长着一种白莲花，其种植的历史可以追述到金字塔建造以前的时代。埃及人视莲花的开合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力，太阳的升起使万物复活，太阳的落下使万物进入沉睡状态，尼罗河上的莲花在晨曦中盛开，在薄暮中闭合，成为太阳神的化身，具有神性的意义。考古人员曾在拉美西斯二世的尸体上发现过一整束的白莲花，以此希望能唤醒生命，引导复活［11]。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后裔，权杖头被制作成莲花花蕾的形状。

第268窟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窟顶有莫高窟唯一的仿木构平棋装饰，泥塑叠涩，菱形相套，中心绘莲花，基本形式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窟顶斗四藻井一致。巴米扬石窟编年断代的准确时间学术界尚不统一，但大致等同于第268窟建造的北凉时期。该莲花图像由于色彩脱落严重，线条漫漶，现在只能看到由几个同心圆圈组成的圆盘，基本看不清花瓣的痕迹，中心绘两圆点为莲籽，圆盘之外涂以石绿为莲池。十六国时期河西一带佛教兴盛，唯一建都于敦煌的西凉李暠政权还大力资助中原僧人法显西去天竺取经。北凉沮渠蒙逊政权虽在敦煌杀伐最多，然佞佛程度也最深。处在西域的各小王国也大都积极支持佛教，甚至以佛教为国教，尊高僧大德为国师。此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天竺高僧昙无谶、罽宾高僧昙摩密多等都往来于丝绸之路。第268窟的开凿和绘塑很有可能就是出自西域艺术家之手，甚至还有可能来自于印度北部地区。在北魏时期的洞窟中，平棋莲花图像的细节越来越清晰，基本形仍似圆盘，双弧线勾勒的花瓣细长密集，从一重到五重的形式都有，裂瓣外形整齐划一，从形象上看更像是野菊花，这也正好体现了西来圆形放射状纹饰的特点。

2006年9月，吴浈离开长时间工作的江西，赴京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药品注册、监管、审核、疫苗行业等工作。

三、莫高窟藻井莲花图像——丝绸之路上文化融合的典范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敦煌地区最早出现佛教活动是在西晋泰始、元康年间。据李可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开凿时间是在前秦建元二年（366），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是在北凉时期建造的。莫高窟历经千年营造，现保存有艺术品洞窟492个，其中有藻井图像的洞窟约在一百个以上。对这些藻井莲花图像按时间顺序进行一次梳理，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中西方文化融合互动的历史轨迹。

莲花是地球上一种非常古老的水生植物，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多年的荷花花粉化石；在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5000多年的碳化莲籽；在湖南石门殷商古墓中发现距今约3500年的碳化莲籽。先秦文学作品《诗经》中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有荷”，《离骚》中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诗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多是“荷”，而非“莲”，“莲”是汉代以后才逐渐多起来的［10]。中国人通常说的荷花是挺水形态的，莲花是浮水形态的，在植物分类学中二者同属睡莲科，也统称为莲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有了统称莲花的趋势，也算是一种与国际接轨。先秦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莲花是女性的隐喻，也是爱情的象征，与神和宗教无关。

中国的莲花图像以及类似的花卉纹饰，在汉代以前不太明晰，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在彩陶文化中，马家窑彩陶以蛙纹为典型纹饰，马厂彩陶以四大圆圈为典型纹饰，四大圆圈形似莲蓬，并有近似莲籽的形象，圆圈之间以水纹填充。这种解释符合早期居民近水生活的方式，但由于彩陶艺术以几何形为主，简单抽象，又没有文字佐证，所以不会产生十分准确的答案。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青铜器的纹饰中有莲花图像，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被命名为“莲鹤方壶”的春秋时期青铜器，壶盖中央有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形象，壶盖边缘有一圈捉手被铸造成重瓣的莲瓣形象，郭沫若甚至据此断言“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现场观看这件作品，仙鹤形象写实生动，但所谓的莲瓣就显得抽象多了，与此类似的青铜器还有曾仲斿父壶、梁其壶、旬君子壶、曾伯壶等，这种被认为是莲瓣的造型很有可能是波曲纹饰的变体。同样被误认为是莲花图像的还有大量出现在汉代铜镜、漆盒等圆形器物中心位置的柿蒂纹。所谓“柿蒂纹”显然是后人以其形似柿蒂而命名的，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索性命名为四叶纹。林巳奈夫认为四叶纹是继“饕餮”之后“帝”的象征，同时与墓室中的藻井莲花进行了一番对比，认为藻井莲花的原型就是四叶纹［14]。林巳奈夫的研究只限于图像志的推断，还不能解释与图像意义的必然的联系。就此有的学者提出，柿蒂纹和古代射侯礼仪有关，更应该称为“侯纹”［15]。这种纹饰还出现在剑柄的装饰玉器上，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海昏侯墓也出土了一件这样的玉器，很有可能是某种地位等级的象征而与莲花无关。

猪气喘病未及时诊断与鉴别清楚，对于疾病后续的治疗极为不利，因此要求养殖户依据疾病的临床表现，对与有相似症状的疾病进行准确辨别，进而在疾病检出后采用对应的方法进行有效的预后处理，提升病猪疾病治疗有效率，降低死亡率。

历西魏、北周进入隋代，莫高窟藻井莲花图像逐渐融入了更多的本土藻井莲花的特点。本土因素融进西来样式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仍然保持着莲瓣圆盘式重叠的基本形，但减少了莲瓣数量，增加了莲瓣宽度，每圈莲瓣减少到八瓣，但有意突出了莲瓣本身的造型特点，瓣宽带尖；第二种方式消解了莲瓣圆盘式并列的呆板形式，增加透视变化，即在第一重花瓣相交的空隙处只画出第二重花瓣的花瓣尖，使莲瓣大小错落有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上述判决对程序模块构架类产品权利要求的性质予以明确：一旦将基于计算机程序实现的医疗方案撰写为产品权利要求就不再适用《专利法》第25条第1款第（三）项。但是，这一结论是否得到业界的普遍共识，尚有待观望。此外，同样由于尚未出现相关专利侵权诉讼，因此，关于程序模块构架方式撰写的产品权利要求在专利维权阶段将被如何认定和解释，也暂不明确。

隋代在短短的三十余年中新建洞窟一百多个，是莫高窟营造史上的鼎盛时期。隋朝在中国大分裂四百多年后又一次实现了统一，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视察了河西的皇帝，并在张掖亲自主持召开西域各国商贸会盟，极大地刺激了河西民众的热情和信心。莫高窟以平均每年四个洞窟开工的速度大规模营建，自然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大批艺术家相聚敦煌，更多来自中原和本地的艺术家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并发挥了竞争创新的积极作用，使敦煌石窟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莫高窟唐代藻井莲花图像全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以及时代审美风尚。《尔雅》和《说文解字》中关于莲花的解释有含苞待放谓之菡萏，盛开者谓之芙蓉的说法。唐代藻井莲花图像可谓是一派芙蓉满园的繁华景象。华丽繁复的效果来自于一种被称为卷云纹的古典纹饰，这种纹饰很早就出现在玉器和青铜器上，在北京奥运会上被作为最基本的装饰元素暗示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用卷云纹修饰莲花花瓣，甚至表现折瓣效果，使藻井莲花图像变化繁复、灵活机动，并产生花中有花、花花不尽的效果。但这种华美的卷云纹莲花图像看起来却更像是牡丹。作为植物审美，牡丹比莲花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要晚很多，隋时牡丹才从深山老林中被逐渐移植进皇家御院，不同品种的聚集产生了品种变异的更多机会。至唐时雍容艳丽的牡丹适逢繁荣盛世，很有可能是通过设计在丝绸上的牡丹纹饰得到了广泛传播，不久便成为全社会的审美时尚。古典卷云纹和牡丹造型进入莲花图像标志着西来样式的终结，一种全新的莲花样式从此诞生，并因佛教而被命名为“宝相花”。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在唐代以后逐渐走向衰落，莲花这一图像也因缺乏强有力的文化影响而逐渐走向严重的程式化，直至衰败。莫高窟藻井莲花图像的演变轨迹说明了文化互动和国家实力对艺术创造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上具有文化融合互动基因的艺术图像还有很多，如卷草纹、涡曲纹、云纹、曲波纹、连珠纹、龙纹、狮纹、葡萄纹、石榴纹、神鸟、神兽、飞天，等等。本世纪以来，语言学、符号学、图像学、神话学、人类学等西方研究方法进入“洋为中用”的实质性阶段。丝绸之路研究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创新思路，创新方法，才会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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