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与张作霖同为20世纪20年代前期影响中国时局的中心人物，受到时人的较大关注。《申报》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吴、张二人来往的通电、公文、演说、函件与评论，这对于深入了解二人的交往与互动，及1921年至1922年间北洋直奉两派的关系问题亦有所助益。

再一点就是公共艺术的对话性，公共艺术的本质是对话性，有了公共场域，有了公共艺术，就可以产生交流互动的信息，自然就有对话。但是，地处沙漠的民勤县，属于一个半封闭的荒漠化区域，在这样一个区域中，如何引导公众与公共艺术之间的互动和文化消费，是牵扯到公共艺术社会价值实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公共艺术也存有不为公众所认可，遭到指责的情况。

一、直皖战争后的吴、张关系

1920年7月，在京津地区爆发直皖战争，奉系入关助直取胜，直奉两派共同取得北京政权，皖系的段祺瑞宣布下野。此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有二，一个是奉系首领张作霖，一个是直系首领曹锟，而吴佩孚仅为直军第三师的师长。曹张二人在京讨论直皖战争后的政治善后问题，《申报》于1920年8月12日提及，吴佩孚“前日由长辛店专车来京，除与曹张靳等晤面外，并未入府觐见东海，即于是晚九时出京”。他竭力宣传“召开国民大会之举”，到了北京后发现“所抱之主张均不能见诸事实”，且与“在京各要人意见相左之处”［1]。吴佩孚此时人微言轻，张作霖和曹锟对他的意见也不予采纳。一个月后的天津会议上，吴氏再次提到应尊重民意，然而，他的主张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应。1921年7月湘鄂战争爆发，吴佩孚派兵入鄂援助王占元。湘鄂之战历经十多天就告结束，体现了吴氏的英勇善战。东三省通讯称，张作霖左右皆是“供其驱策之才”，故张作霖没能争夺到湖北是由于“欲觅半个吴佩孚而不可得”［2]。

从1920年7月到1921年11月，曹锟和张作霖因密切合作共同推翻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取得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故直奉两派的关系是良好的。此时，张氏更多地将吴佩孚视作曹锟的一员猛将，吴氏地位低且从属于曹，故吴、张二人的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友好。

二、围绕梁士诒内阁与山东问题的吴、张关系

1921年12月，北京政局发生变化，直奉共同扶植的靳云鹏内阁因无力解决财政问题而解散，继而张作霖扶植梁士诒上台组阁，奉系和交通系的结合使得吴佩孚大为不满。他以胶济铁路问题为借口攻击张作霖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张氏则多次为梁阁进行辩驳。12月21日，曹、张均赞成梁士诒上台，而吴佩孚却通电反对。他声言，组阁人选应谨慎选择忠于民国的人，这一通电是影射梁士诒在1915年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

京津地区战云密布，直奉双方已避免不了一场恶战。吴、张二人互有电报战，指责对方应负战争责任。1922年4月28日，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翌日，他在军粮城下达对直军的作战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不过，西方很少强调媒体的教化功能，这一功能往往隐藏在“客观性原则”的背后。长期以来，欧美报业号称奉行“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罗翔宇2002：45）的客观报道原则，事实却并非如此。席勒在1969年就指出，美国的传播事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军事部门、政府机构和垄断集团共同控制的“军事-工业联合体”，（转引自骆正林2011：6）并无任何客观中立性可言。乔姆斯基也曾表示，《纽约时报》看上去像一份官报。（ibid.：7）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媒体遵从本国意识形态进行新闻报道，其功能就是为读者构建某种特定的叙事并引导其接受这种叙事。

吴佩孚于1922年1月7日发表歌日通电，指斥梁士诒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以此法赎回胶济铁路“断送路权”“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申报》所登评论指出：“张作霖既倒一阁举一阁，吴亦未尝不可再倒再举。”［4]此后，吴佩孚又多次发表通电怒斥梁阁，开展倒阁活动，如1月10日在庚电中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在1月12日蒸电中称，梁氏“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对于吴佩孚“庚电”，张作霖于1月11日发表覆电称，吴氏和梁阁应“共抒真诚，以固国权”，同时要竭力拥护梁士诒内阁。吴氏的一系列电报战使得梁士诒叫苦不迭，张作霖对梁士诒的支持也逐渐隐晦，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4月15日，《申报》所刊《洛奉间之军事行动》称，直系内部，吴佩孚态度强硬，主张同张作霖宣战，而曹锐主张和谈，双方相互激烈争论。最后，曹锟“决意与吴佩孚全始全终，……整顿长辛店一带之防务，以使与奉军对抗”［8]。《申报》所登评论指出，曹锟的态度反映出“直系之实力与灵魂，早移于吴佩孚身上”，亦说明直系内部“乃仍无破裂之痕”［9]，吴、张二人间的矛盾已完全转化为直奉矛盾。4月22日，《申报》所刊《某要人奉直形势一席谈》称，某要人对直奉之战持“皆不敢恭维”的态度，因吴、张二人的行为皆“有害于政治之进步与国家之生存”。他接着分析，之所以张败吴胜能使北方获得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是因为吴氏并不喜欢任用普通民众极端反对的人物；而张作霖却极力拥护梁士诒组阁，“已为莫大之失策。”如果张胜吴败，直系的垮台将使中国“十年内，尚不得安宁”［10]。

梁士诒内阁的出路如何？吴、张二人的关系改善又为何收效甚微？2月13日，《申报》登载题为《内阁问题与奉直形势》的消息介绍，张作霖认识到吴氏对待关外采取冷静的态度是因为曹锟从中调和，且吴氏的态度仅要求梁士诒下台。可知，吴氏仍为直系中的二号人物，他对待张作霖的态度仍是从属于曹锟的。当然，《申报》报道的直奉调停是临时的妥协，吴、张二人的矛盾看似缓和，实则暗流涌动，朝着不妥协的方向发展。

从1921年12月到1922年2月，吴佩孚巧用舆论开展倒梁活动，这使得梁氏登台仅数月就多次宣布告假，梁士诒内阁亦趋于解体。从《申报》新闻报道的角度出发，即可窥探出潜藏于梁士诒内阁下的直奉冲突。这一时期，直奉两派共同合作的基础开始动摇，两派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张作霖开始将吴佩孚视作竞争对手，吴佩孚地位虽低但实力日益强大，故吴、张二人的关系开始走向恶化。

三、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的吴、张关系

由梁阁引发的吴、张关系恶化已达数月，直奉双方矛盾重重。吴佩孚及直系诸将虽然发起了猛烈的倒梁运动，但梁氏仍未下台，张作霖也在暗中继续维护梁阁。徐世昌为稳固自己的总统地位以及维持直奉均势，故任命周自齐代理阁揆，梁氏未被免职且交系内阁继续存在。1922年4月中旬奉军大举入关，沿军粮城、马厂、通州等地驻扎。直军则驻军长辛店、保定等地。两派军队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1922年3月4日，《申报》所登通信亦介绍，吴佩孚在洛阳召开七省代表会议，称内阁问题“仍以去梁（士诒）叶（恭绰）为止境”，若关外的张作霖声援梁阁，则“虽诉诸武力，亦所不惜”［5]。因对吴佩孚的疏通已毫无希望，故梁士诒于3月5日发通电反唇相讥。他提及，豫省将郑州商埠抵押于日本东亚拓植公司，河南督军赵倜借日元250万元，期限20年，且商埠归日本人监管。此种条件严苛残酷，同卖国有什么区别？梁士诒质问吴佩孚，为何一年多来默不发言？梁氏的电文言辞激烈，实交通系向吴佩孚宣战。3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如今的政局，内阁事小，南北事大。两三个月间，必然会发生武力冲突。因此，直奉两系的争斗，将演变为南北间的战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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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张二人都不敢贸然开战，直奉谈判仍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中。3月30日，徐世昌派曹锐出关与张作霖疏通鲍贵卿组阁，而张作霖却并不在意组阁人选一事。张氏声言，继任的新阁总理必须使张勋任苏皖赣巡阅使，安福系亦需全体赦免。然而，吴佩孚对于张作霖的附加条件极为反对。张作霖于4月3日声称，吴佩孚是统一全国的唯一障碍，且必须征服。《申报》又于4月5日注意到，部分奉军入关是为了对付吴佩孚，此举毫无疑义。4月7日，北京来电称，吴佩孚仍反对梁士诒复职［7]。由此观之，吴、张二人的关系由备战言和时期进入和、战均无望的状态。吴佩孚深藏不露且迟迟不表态，张作霖派奉军入关也并非同吴氏决一死战，两人都在静待时机。

从1922年3月到1922年4月中旬，直奉双方表面上趋于缓和，暗地里都在积极地为战争做准备，两派共同合作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直奉裂隙逐步加深。因此，围绕梁阁问题，张作霖和吴佩孚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二人关系也向对立面越走越远。

梁士诒内阁一直告假，鲍贵卿组阁又遥遥无期，中央政潮似已进入死胡同，吴、张关系也处于彻底决裂的边缘。4月10日，《申报》报道，徐世昌任命周自齐代理内阁总理，仍不免去梁士诒的职务。吴佩孚于4月13日宣称，周自齐代理阁揆，仍是梁士诒的化身。此后，北京政局仍属静默，而直奉双方的军人们却跃跃欲试。此时，吴佩孚筹措军费一千多万，积极备战，张氏也在调兵入关。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必然要求有一支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师资队伍。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的仍然“克隆”母体高校做法，在师资引进和培养方面脱离了人才培养目标，盲目追求高职称、高学历，忽视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鉴于此，独立学院应建立一支“双元双优”的师资队伍，即由校内优秀教师和企事业单位一线优秀员工组成的师资队伍，两者可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命题，共同评价和考核学生。独立学院还应与企业深度合作，按计划每年安排校内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由企业对挂职锻炼的教师作出实践考核。

梁士诒上台前后的这段时期，直奉合作开始出现裂隙，梁阁的一系列活动使得吴、张二人的矛盾趋于表面化。1922年1月6日，《申报》所刊《吴佩孚与梁阁》称，吴佩孚致电钱少卿，“对于梁阁，颇致不满，”同时，由洛阳而归的迟某也谈到，吴氏“不满奉系下之梁阁，认为不足与谈者”。这篇文章还报道了张作霖的态度。张氏会见曹锟之弟曹锐，“略谈维持梁阁，以免吴氏之左右曹锟，”还对“西北督军事，长江巡阅事，迄未能议”，这恶化了奉直关系，也使得张作霖“对吴不快之感，当然又深一层”［3]。

另一方面，事实上，实运营开始网络化，虚体验逐步实体化，线上与线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丰富的线下资源，是潜在消费增量市场，而线上平台的线下化，增强了平台的渗透能力，获得了巨大的增量消费群。

鉴此，村落民俗志书写是不能不将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的。就学科传统而言，历史学追求对“真相”的探索，其研究强调证实或辨伪，而民俗学则关注民众文化的记忆、传承与运用。真正意义上的村落研究，不仅是要呈现被遮蔽已久的村民生活与文化，还要呈现村民的文化实践及价值建构的过程。遗憾的是，后者至今仍为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众多学人所轻忽。

对于梁士诒的登台，吴、张两人态度迥然不同。1922年元旦，从中央官员到地方疆吏都向梁阁发去了贺电，惟有吴佩孚态度不明朗。梁士诒颇感不安，且吴氏的部下钱少卿对于梁氏委任的职务亦辞不就。梁士诒更觉诧异，故派新阁中的交通总长叶恭绰秘密前往洛阳进行沟通。此外，梁阁特赦段芝贵等6名安福系政治犯，事先未征求吴佩孚的意见，故吴氏的态度由非常冷淡变得更为激昂。

梁士诒在1922年1月下旬宣布告假不再视事，但梁阁仍在风雨飘摇中继续维持。进入2月，吴佩孚与张作霖的各种互动更具斗争性，二人的电文互动也火药味十足，这加深了吴、张二人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的程度，吴、张关系进一步恶化。《申报》发表时评注意到，张氏有证明梁阁无罪的电报，吴氏则制定了将奉军赶出关外的计划，两方势力有逐渐接近的迹象。以前，奉直之争不过是在暗中进行，梁阁问题出现后，吴佩孚愈逼愈紧，以致奉直之争逐渐公开化。曹锟于2月10日发两电分致张、吴。曹氏给张作霖的电文称，吴佩孚的做法确实过分，请张氏多多包涵。另一封给吴氏的电文，声称张作霖的拥梁之举是面子问题，并非真正支持梁士诒。综上，大致可以看出吴、张二人对待战和问题极为谨慎，调和是解决两派系矛盾升级的主要方式，而战争这种手段是为调和服务的。

随着直奉战争的深入，吴、张双方通过电报互相攻讦，称对方为战争祸首。4月26日，张作霖致徐世昌一电，称吴氏“前后各电，肆口谩骂，其致省议会电内，竟谓作霖为梁保镖，其存心之私，识见之浅，原不足责。而以堂堂疆吏，出此无赖语言，抑何可耻，凡此皆已一笑置之”［11]。吴佩孚于4月29日发表通电，斥责张氏“矫命乱纪，犯关称兵，罪恶贯盈”。接着，吴氏在通电中胪列张作霖的十宗罪状，称其危害国体、破坏法纪、劫掠粮饷［12]。这封通电言词犀利、火药味十足。《申报》于5月3日注意到，吴、张二人在电报战中，态度语气皆不同。吴佩孚的电报“飞扬跋扈”，张氏的电报“强词夺理，婉而多讽”。第一次直奉战争，并非“全靠电杆电线上所能解决”，应“听言观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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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2年4月下旬到1922年5月初，直奉两军在战场陷入厮杀状态，吴、张二人亦作为对手在战场博弈，二人关系破裂，但双方私下的接触仍未中断。

1922年5月5日，直军在马厂大败奉军，吴佩孚成为北京政府的实际操纵者，张作霖则隐忍败退关外，宣布东三省“自治”。张作霖在败退之际通电宣称，吴佩孚“藉端谩骂”且先开战端，“贻害奉直，又复阴谋百出，坏我中原，……孰是孰非，难逃公鉴”［14]。《申报》所登美国评论称，吴佩孚“一捷之下”，不难成为“中国军阀之巨魁”。吴佩孚应趁当前这一绝佳时期，建功立业统一全国，“固不难流芳百世，常为国人所崇拜”［15]。

1922年5月8日，总统徐世昌令王士珍、鲍贵卿二人奔赴丰台与吴佩孚商量时局。吴氏声称不愿干政，惟请北京政府彻查张作霖等人的战争责任。吴氏又于5月12日宣称，张作霖出关就停止军事追击。5月15日，《申报》又报道：“张氏在奉地位，并未动摇，且有宣布独立之说。”［16]吴佩孚于5月22日致电张作霖，“劝其悔祸投诚，准予自新，如负固当率全军为国除贼”。张作霖的覆电“除痛骂外，无一语充分理由”［17]。

直奉战后，政局发生两个巨大变化。其一，吴佩孚的权势地位空前提高。《申报》所登通讯指出，直奉战前的中央政府“介于直奉两系之间，有大事发生，自不能不征取两方之同意”，对于吴佩孚的建议尚未足够重视。而直奉战后，“吴有所示，则谨慎遵办，政府欲有所主张，又必电吴请示”，“今后之中央惟知有吴佩孚一人矣”［18]。由此观之，《申报》希望吴佩孚在直奉战后有所政治建树，并且倡议吴氏要维护北京政府的权威，在谋求南北统一的前提下适度干政。其二，张作霖宣告东三省独立于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之外。1922年5月22日，《申报》所刊《张作霖已退出关外》称：“奉天省议会，昨已宣布联省自治，推张作霖为东三省总司令，……闻吉黑两省，亦决定执同样之态度。”［19]

从1922年5月5日到1922年5月下旬，直奉两派是完全的敌对关系。此时，张作霖将吴佩孚视作眼中钉，二人关系彻底决裂。

四、余论

1921年至1922年间的吴、张关系经历了由表面友好到双方裂隙加深，再到二人关系彻底决裂的过程。梁阁问题是吴、张关系破裂的引线，直奉战争则使吴、张矛盾空前激化，而直胜奉败的结果使吴佩孚成为中央政局的控制者、实际上的直系首领。《申报》的新闻报道亦反映了吴佩孚自身权势与地位的多次变化，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氏成为直系中的二号实权人物。战败后的张作霖回到东北休养生息，密切关注着关内的形势，为再一次入关倒吴做着周密准备。军阀们先掌握北京政府的阁员名单，接着通过某派内阁掌控全国的政治局势。他们的关系也由所属的派系不同，利益相同则联合，利益相悖则对抗。吴、张同为军阀首领，二人的关系变化体现了这种分分合合的政治生态。《申报》发表时评注意到，“盖武人未必即罪，武人而与政治相联，其罪乃成，……故武人而稍一得志，未有不多政治之主张者，然而其倾覆亦即以此。”［20]吴、张关系充分体现出北洋政治的不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吴佩孚来京即去之各说［N].申报，1920-08-12（5）.

［2]隐.征蒙事结束之原因［N].申报，1921-08-20（1）.

［3]穆.吴佩孚与梁阁［N].申报，1922-01-06（4）.

［4]专电［N].申报，1922-01-13（2）.

［5]吴佩孚对时局之方针［N].申报，1922-03-03（4）.

［6]阁潮与奉直问题之形势［N].申报，1922-03-10（2）.

［7]专电［N].申报，1922-04-07（3）.

［8]洛奉间之军事行动［N].申报，1922-04-15（1）.

［9]三曹同时辞职［N].申报，1922-04-18（1）.

［10]春涛.某要人奉直形势一席谈［N].申报，1922-04-22（3）.

［11]专电［N].申报，1922-04-26（2）.

［12]吴佩孚齐燮元等有电［N].申报，1922-04-29（5）.

［13]春涛.奉直军电报战争与和平会议［N].申报，1922-05-03（4）.

［14]张作霖江电［N].申报，1922-05-05（4）.

［15]美报论战胜之吴佩孚［N].申报，1922-05-07（5）.

［16]奉直尚需再战［N].申报，1922-05-15（5）.

［17]专电［N].申报，1922-05-22（1）.

［18]静观.内阁问题已决定［N].申报，1922-05-14（5）.

［19]张作霖已退出关外［N].申报，1922-05-22（4）.

［20]武人与政治［N].申报，1922-05-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