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初，活跃在今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青海等地的党项羌族逐渐强盛起来，1038年，其首领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称帝，国号大夏，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因其在宋西边，在汉籍中习惯称为西夏，另外还有唐古、唐兀、河西、饵药等称。西夏与辽、北宋、金及南宋先后鼎立。西夏政权建立后，农业和畜牧业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元昊在中央行政机构中专门设置农田司和群牧司，主管全国农业和畜牧业。同时，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冶金、印刷、制陶等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获得了较大进步，城市商业、高利贷典当业尤为活跃。在对外贸易方面，西夏在与宋、辽、金等国交界处设“榷场”“和市”，与周边各政权开展贸易往来，还与宋、辽等国存在贡使贸易，边民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窃市（非正常的不合法贸易）和走私。商业的繁荣无疑为货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日常生活中，交易、征税、借债典当、物品、劳动力计工、奖励、礼金等均以货币计算。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政论与新闻文体重点在状态、事实、说理和过程，以静态书面语为主，名词使用频度高；而小说充满动感，动词使用频数要高于名词。形容词是名词的修饰语，而副词以修饰动词为主，自然会随着修饰对象使用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本次分析所发现的这种现象，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1036年，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河西走廓，垄断了这一地区的东西方贸易，通过实行商业优惠政策、驻军保护丝路驿站抽取关税、大做转手贸易等经营措施，促进了这一地区商业的繁荣，从而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1]当时作为西夏陪都的武威，是西夏西部地区的经济都会，西夏碑所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汇，日有千数。”反映了当时武威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货币经济。

本实验采集了于2015年4月-2016年4月的1，500条有关4个主流品牌手机客户偏好数据。这些评论包括有正面评价、负面评价及评分等级，例如表1所示。

依米珠单抗皮下注射吸收半衰期为 （1．7±1）d，皮下注射1 mg·kg-1的绝对生物利用度为80．4% ～93．1%，腹部、上臂和大腿不同部位皮下注射的绝对生物利用度相近，表观分布体积11．4 L，表观消除率 0．24 L·d-1， 消除半衰期为 （27．8 ± 8．1） d，依米珠单抗的表观消除率和分布体积随患者体重增加而增大[9]。依米珠单抗的药动学特性不受年龄、种族、体内FⅧ抑制物水平及轻、中度肝损伤的影响[9]。

一、出土西夏文献所反映的货币经济情况。

（一）契约文书

契约是双方或多方依法共同协议订立的有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条款。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承认契约的效力。出土的西夏契约文书，不仅真实反映了西夏时期的商业、贸易等正常的经济行为，同时，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借粮契

协徒相地袭吉宜于西城郭外厝宅兆谨用（钱）九万

1989年在武威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社会文书。经翻译，其中一件为西夏献宗乾定申年（1224）当地贫民没水隐藏犬向寺院僧人讹国师借贷糜子的契约，这是一件西夏时期遗存的比较完整的粮食借贷契约。

我们到访之时，发现办公楼一层正在装修，细问之后了解到，由平阳政府牵头，国望集团、温州大学三方合作成立的智能研究院中心，就将设在这里，这亦是国望集团又一次被值得珍惜的合作，而其意义在于推动印后行业的发展。以前，实验室多设立在院校中，通常被认为有高度而缺乏实际，但此次三方合作恰是理论与实际的全面对接，对于技术的推动会有更加精准与实际的效用。

G31.004［6728]乾定申年（1224）典糜契（见图1），写本，浅黄色麻纸，手写本，单页。宽26.5厘米，高18厘米。西夏文行书11行，正文7行，签名4行，满行15字。每行签名后均有圆圈及横梯状画押。其译文为：

2007—2016年，东营市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生活消费系统得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生活消费系统得分从2007年的0.007 5上升到2016年的0.0148。究其原因，在于政府绿色经济发展观念有所增强，东营市围绕建设美丽幸福新东营的目标，牢牢把握生态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实施了3大类77个建设项目，累计投资12亿元，一大批事关城市功能完善和增加市民福祉的大项目、好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城的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2007—2016年，东营市人均道路面积不断增加，公共交通数量上升，为城市绿色经济建设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和社会发展驱动力。

乾定申年二月二十五日，立契约者没水隐藏犬，今于讹国师处已借一石糜本，一石有八斗利，命屈般若铁处取持。全本利一齐，于同年九月一日本利聚焦在讹国师处，若过期不还来时，先有糜数偿还以处，依官法罚交七十缗钱，本心服。

立契约者没水隐藏犬（押）

相借者李祥瑞善（押）

相借者李氏祥瑞金（押）

知人李显令犬（押）［2]26-27

这是西夏乾定申年（1224）二月的一件粮食借贷契约，有明确的立契时间、立契者姓名、放贷者姓名，借贷粮食品种和数量、利息、偿付期限、违约处罚等，还有立契者、担保人和证明人的签字画押。内容完整，程式标准，叙述详细，是西夏贷粮契中的典型。以上契约记录了党项族贫民没水隐藏犬因故向寺庙僧人讹国师借糜一石，并约定等秋季（九月）收获时“全本利一齐”偿还的事实。契约中明确讹国师放贷“一石有八斗利”，利率为80%，这应属高额利息。如果不按时偿还，还要受到“先有糜数偿还以处，依官法罚交七十缗钱”，这是西夏贫民受高利贷盘剥的真实写照。可见，西夏时期的寺院利用其占有土地从事高利贷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2017年的试验结果（表1）表明，38%吡唑醚菌酯·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是防治黄瓜灰霉病的良好药剂，三个供试浓度处理对黄瓜灰霉病的平均防效随施药浓度升高，平均防效升高，它们处理间的平均防效差异彼此达到显著水平。38%吡唑醚菌酯·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每亩用药60 g处理平均防效与对照药剂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和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处理的平均防效相当，但显著低于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的处理；38%吡唑醚菌酯·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每亩用药80 g处理平均防效与对照药剂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处理的平均防效相当，但显著高于另外两个对照药剂的处理。

2.卖畜契

在西夏文契约中，卖畜契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契约文书。1989年在武威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出土了两件卖畜契。

G31.003［6727]乾定酉年（1225）卖牛契（见图2），浅黄色麻纸，手写，单页。高44.4厘米，宽30.2厘米。正面西夏文草书9行，每行6至19字不等。第七、第八两行后有画押。左下角粘附长方形小纸条，高18厘米，宽6厘米，上面草书3行，行末有画押。其内容是贫民韦寿长山把自属的黑牛卖给命屈般若铁时签订的契约。

其译文为：

乾定酉年九月 日，立文状者韦寿长山，今自有一老病黑牛，自愿卖与命屈般若铁。议定卖价六十五缗钱。钱牲差异各自负责。若其牲钱不争讼时，原钱数一缗做二缗赔偿，服。若各自反悔不服时，反悔者付给不悔者三十缗钱。［2]27

其中，n=0,1,2,3,……，表示模式的阶数，j表示不同区域：j=I,Ⅱ,Ⅲ分别表示核心区域、包层区域及外层环境区域，εj为电容率，μj为磁导率，β为沿传播方向的波矢大小，为电磁波角频率，c为真空中的光速，为n阶贝塞尔函数的叠加，和分别表示和对kjr的一阶导数，Sn=ei(nθ+βz-ωt)为相因子，RI、RⅡ分别表示金属包层的内、外径.

立文契者韦寿长山（押）

目前，大多学术观点认为，第一次大规模分类整理典籍的是西汉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其实刘向父子整理典籍的时间比孔子整理典籍的时间要晚400余年。

本工程设有2层地下室，地下室埋深约为12m，根据GB 50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要求，地下室部分采用防水混凝土，且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为P8。在地下室底板、外墙、顶板的后浇带处设置遇水膨胀的止水条，在地下室外墙水平施工缝处、各个设备留洞处设置止水钢板，配合建筑的各项防水构造措施可有效防止地下室的渗漏，保证地下室的安全使用，防患于未然。

知人梁八月犬

十一月二十五日，还一属病黑牛，利不足一钱，还利一钱，酉年卖，酉年当还。八月一日乃当还。（押）［2]27

G31.002［6726]乾定戌年（1226）卖驴契（见图3），浅黄色麻纸，手写本，单页。总长55厘米，宽16.7厘米，文字部分长20.5厘米，其余空白。正面西夏草书文字12行，每行5至16字不等。主要记载两件事：一件记录了西夏乾定戌年（1226）四月八日卖驴之事，卖价为50缗钱；第二件记录了同年三月，国佛院中敬献钱财之事。其译文为：

乾定戌年四月八日，立二文状者，祥瑞善今自愿与笛佛鸠立卖驴契一。议定五十缗钱，已付二十五缗。应当按议定五十缗给付。若其如偷如祚如官，魏常住等处取，无有典，同抄兄弟出。有中有争讼者时，买者卖者负责。抄自反悔时，本已变者人……［2]27

乾定酉年三月共囗佛院共显二缗八利，翁价二缗，若游六缗五利，一利缗钱乾定酉年二月八日二显二缗八利，于吴舅八善处取一利缗钱。［2]27

“水利科研机构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在代表中国水利科研机构发言时讲道。他介绍了近5年实施中欧流域综合管理项目期间中国水利科研机构与欧盟相关单位开展的研讨交流和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情况，以及自2011年中央1号文件颁布之后中国水利科技界的行动。他建议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中欧科研机构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水资源节约保护、河湖健康保障、保障粮食安全用水、城市化进程的水问题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从文献记载和目前出土资料看，西夏时期民间卖牲畜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是因生活困难缺口粮，特别是在春天口粮不济时，需卖牲畜换粮食；二是牲畜生产繁育，多余牲畜换成粮食或现金。关于牲畜价，一般以粮食或钱币为价。从目前武威、黑水城等地发现的西夏时期的契约等经济文书看，黑水城出土的买卖契约多使用粮食，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而武威出土的两件牲畜买卖则是以钱币为价，显示出黑水城与武威两地经济生活的不同特点［3]。武威作为西夏陪都，是西夏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商业贸易相比于地处西夏北疆的黑水城发达，货币经济兴盛应是显而易见的。

乾祐廿三年汉文木板买地券，1998年出土于武威城西郊响水河煤矿家属院。松木质，长31.5厘米，宽17.5厘米。汉文朱书，竖写16行文字，上下端泛碱严重，字迹漫漶不清，部分文字难以辨识。录文如下：

3.集资单和欠款单

在西夏社会，存在一种民间集资的借贷方式。1972年在武威张义修行洞遗址发现的西夏文天庆寅年会款单和汉文欠款条，就反映了这一民间经济往来的相关情况。

G21·003［15512]西夏文天庆寅年（1194）会款单（见图4），写本，墨书行草，单页。高21.7、宽14厘米，残存8行。内容为西夏天庆寅年（1194）西夏人集钱入会的凭条。其译文为：

天庆寅年正月七五日，在讹命小犬宝家集会。入集数为：窪喽母亲入一百五十钱。播杯阿昔纪入一百。呤介达家义入一百五十。讹命小犬宝入五十。苏达酩布达家宝入五十。讹六氏孤金入五十。家铁入五（十）。窪喽氏齐引入五十。佘氏犬麻宝入五十。讹命母亲入五十。共计七百五十钱入众钱中。［2]28

G21·025［15537]汉文欠款条残页（见图5），写本，麻纸，墨书。残高15，宽11.3厘米。存字2行。其残文内容为：

李伴初欠钱叁贯伍百文 刘的的欠钱二百伍拾文。

从修行洞发现的佛座、泥塔、佛像及大量西夏文书、佛经来看，该遗址应为西夏时期一处重要石窟寺遗址。天庆寅年（1194）会款单的正月七五日，近似夏历元宵节。佛教常以七、五成数。这个“集款单”可能就是借七五之数，汇成750文纳入原有钱会之中［5]206。关于会款的目的，王静如认为，西夏时社会上流行把钱交纳汇入钱会中，入会者急需时可借用并支付利息，此会款单在佛教僧人修行的洞窟中发现，说明当时僧侣曾利用这种钱会进行高利贷盘剥［5]206。杜建录也认为，可能是民间互助性质的，也可能用于放贷［6]。

天庆寅年会款单与汉文欠款单反映了当时修行洞的僧人也从事民间的货币借贷经营，在佛事施舍或互助、借贷都用货币，而非实物，说明当时武威境内的货币经济比较发达。

（二）买地券

维大夏乾祐廿三年岁次壬午二月

乾祐十六年汉文木板买地券，1997年出土于武威西关武警支队家属楼工地。柏木质，呈长方形，长38厘米，宽25.5厘米，厚2厘米端有水浸渍，中间有一道长约6厘米的裂缝，正面用朱砂楷书汉文，共15行232字，自左至右书写，录文如下：

维大夏乾祐十六年岁次乙巳六月壬子朔十九日庚

今日直符故气邪精不得忏恡先有

西夏契约又可分为借贷契约、典当契约、买卖契约等。其中，借贷契约以粮食借贷为主，是西夏社会底层经常发生、影响较大的经济活动。

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东西七

步南北九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真

武内分勾陈分擘掌四域丘承（丞）墓伯封步界畔道路

将军亭长发付河伯今次牲牢酒饭百味香

新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分付工匠修营安厝已

后永保吉利

知见人岁月主

保人今日直符

故气邪精不得忏吝（恡）先有居者永避万里主人

内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7]4

史金波通过对西夏时期粮价的探讨，认为每斗杂粮价在150～200钱左右［4]，一石粮应为1.5～2缗钱。卖牛契约牛价合32～42石杂粮，卖驴契约驴价合25～33石杂粮，这与黑水城出土的天庆酉年卖牛契约牛价4石杂粮相比，显然价格很高。武威发现的这两件卖畜契分别是在乾定酉年（1225）、乾定戌年（1226），与西夏亡国相差一两年，此时的河西已处于蒙古军的威胁之中。1226年蒙古军先后攻占沙州、肃州、甘州，七月攻破西凉府（今武威），卖畜契恰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卖牛契签订与蒙古军攻破西凉府相差不到一年，卖驴契相差三个月。而这一时期武威境内及河西地区政局动荡不安，发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是再所难免的，一头牛卖65缗钱、一头驴卖50缗线就在常理之中了。

买地券又称冥契、幽契，是死者家属为死者虚购的墓地，它是东汉以来，道教在丧葬仪式中使用的一种镇墓随葬明器，这一葬俗在西夏时期也很盛行。契约中有购买墓地所用钱两虚数、四至等。武威曾出土两件西夏时期的买地券。

二十九日壬寅直祭主男窦依凡遣于西苑

外咩布勒嵬卖（买）地一段殁故龟筮

相地袭吉安厝宅兆谨用银九万九千

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

东西七步南北七步东至青龙西至白

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分勾陈分擘

同立契者韦慧茂（押）

我使劲眨眨眼睛，马兰真的就在眼前，不过她只是静静地站在自家门内，并没向我招手，我也像根棍子似的杵在那里，没有向前挪动半步。

掌四域丘冢（丞）墓伯封畔道路将军□

千秋百万岁永无殃咎□□于河禁者

将军亭长收付何（河）佰（伯）今以姓（牲）牢酒饭百味香

香新共为信契财地交于分付工匠修营

安厝宅兆以后永保休吉知见人岁一保人

1.2.2 MRI检查 采用GE HDX 1.5 T超导核磁共振扫描仪及膝关节表面线圈，取患者仰卧位，参数设定：扫描层厚为4mm，扫描间距为0.4mm。常规采用矢状面、横断面、冠状面及其他各斜面进行扫描，在扫描过程中对矢状面T1W1、T2W1与压脂序列（STIR）的TR（重复激发时间）、TE（回波时间）进行密切注意，其中T1W1的TR为400ms，TE为150ms，T2W1的TR为4000ms，TE为102/Ef，STIR的TR为4000ms，TE为44.3/Ef。使患者前交叉韧带和斜矢状面呈平行状态，检查中还应根据患者膝关节损伤情况及时调整体位，以使MRI检查顺利完成。

午直祭主曹铁驴次乙巳年四月内殁父亲龟筮

居者永避万里若遗此新地府主

使自当其祸主人内外存亡悉皆吉□

总如五帝使者如（女）青律令［7]40

这两件买地券中所用钱财数字基本上都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应是一个虚数，而非实数。“幽契”只是让亡者亲属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认为亡者可以避免在阴间无立锥之地，拥有与生前一样的生活。虽然它没有实际的土地私有权，仅用以保障亡灵在冥界正当通行、居留和占有财物的权利，对亡者亲属起到安慰作用［7]43，但我们从契约中“用银□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可以看出在西夏社会经济中存在用银两来购卖土地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银这种通用货币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出土的西夏时期的流通货币

据目前出土资料来看，西夏时期主要使用唐、宋货币，杂有秦汉、北朝、五代、辽金等的钱币。北宋钱币占80%以上，有些窖藏高达97%，而西夏铸造的钱币则不足2%，且以“天盛”“乾祐”“光定”钱居多。说明在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北宋钱［8]335。在武威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货币也说明了这一现象。因此，研究武威出土的西夏钱币，对于整个西夏时期商业贸易、货币经济及西夏学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武威发现的西夏货币窖藏概况

清嘉庆十年（1805），金石学家刘青园在凉州发现了一批西夏货币窖藏，他从中捡出了汉文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及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见图6），并通过与大云寺西夏碑所刻西夏文字对照后，第一次确认了钱谱所在“梵字钱”实际是西夏铸造的西夏文钱。新中国成立后，在武威境内发现的西夏货币窖藏层出不群，基本上每一个西夏遗址都有西夏钱币或是西夏流通货币出土。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迄今为止，目前已经确认的5种铸有西夏文字和10种刻有汉文的西夏钱币在武威都有发现。在西夏钱币窖藏出土的铜钱中，北宋货币在数量上占到88.71%，40多个品种，200多个式样，形成了一个以北宋货币为主的体系。西夏铸造的西夏文“福圣元宝”，汉文“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名称的钱币只占总数的11.26%［8]371。可见，西夏虽然自己铸造货币，但是其国内主要流通的不是西夏货币，而是北宋货币［8]371。

（二）银锭

1987年9月，在武威城内署东巷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一批银锭（见图7）。这批银锭共21件半，总重量为35 995克。从银锭的形制看，均为束腰形，两头圆弧线板状，背部布满蜂窝，正面砸印或錾刻文字、戳记、符号等；大小分两类，大的17块，小的4块，其薄厚重量也不一致。从银锭的形状、铸造表面、砸印的文字、戳记以及文字、戳记排列特征可看出每块银锭都不相同，说明这批银锭不是用一个铸模所铸，应是西夏社会生活中流通的货币。黎大祥曾撰文对这批银锭的特征进行详细介绍，并根据这批银锭特点和同时出土的瓷器、货币等文物，提出这应是西夏通用银锭，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西夏银锭实物［9]。陈炳应、牛达生、党寿山等也均认为这是西夏流通银锭。

（三）铜铤

1989年在原武威市邮电局工地发现了一批窖藏铜铤（见图8），出土的铜铤共21件，长方形，红铜质，薄厚均匀，正面为素面，背面呈蜂窝状，每件一角处均有被压的痕迹，长45厘米，宽21厘米，厚5.5厘米，每件重量在22.5～23千克之间，总重量约500千克［8]366。从被压的痕迹看，应为当时冶炼成锭鉴定其质量时所为。一次性发现这样数量多、体积大的铜铤，在国内尚属首次［8]366。在出土铜铤的附近，曾先后出土西夏时期的金碗、钵、银锭、西夏窖藏钱币等大批遗物，其埋藏深度及情形完全同这批铜铤一样。这些遗物应与铜铤为同一时代所藏，窖藏时间也应为同一时间，即西夏灭亡的1227年之前。

三、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所反映的货币经济情况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自清嘉庆九年（1804）金石学家张澍从武威大云寺封存的碑亭内发现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该碑是目前国内所存内容最为丰富、研究引用最多的夏、汉文字对照的碑刻。据汉文和西夏文碑铭内容所载，在西夏天祐民安三年（1092），凉州发生大地震，将皇家寺院护国寺感通塔及其他建筑震毁，西夏崇宗皇帝和皇太后梁氏发愿，调拨大量人力财力对其进行大规模修复，竣工后举行了盛大法会并立碑庆赞，这就是著名的西夏碑。西夏碑的发现，对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皇帝尊号、国号纪年、职官制度、语言文字、土地制度、民族关系、社会经济、地震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开启了近现代以来西夏学研究的序幕［8]14。

其汉文碑铭：

……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番汉僧常信，俾晨昏香火者有所资焉，二是斋粥有所取焉

……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参与到海外电力投资中，企业应充分认识到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在加快推进海外投资步伐的同时加强风险管控，将风险管控作为海外投资的一项重要成本在前期费用中予以充分考虑。做足做实尽职调查工作，认真研判协议分担、风险自留、保险转移与风险避免等防控手段，并在项目后期做好风险的动态跟踪，多措并举，将项目风险防控落到实处。

作为西夏护国寺，在诏赐修缮竣工后，一次赏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等大量财物，这不仅反映了西夏时期武威地区佛教的盛况，同时也反映了武威是西夏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武威境内出土发现的西夏时期流通的货币、文书文献、碑刻等资料，真实再现了当时河西地区乃至整个西夏境内货币经济的情况。在河西地区虽然发现流通有西夏自己铸造的货币，但是主要流通还是北宋货币，同时，银锭、铜铤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时期流通的货币。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民间契约文书借粮契、卖畜契、集资单、欠款单、买地券等反映出的高利贷经营、寺院经济、通货膨胀等货币经济，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夏时期这一地区的货币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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