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元话语（metadiscourse）视角下的模糊限制语研究重点是篇章作者如何利用模糊限制语与读者交流、传递思想，主要集中在书面语篇①。不同学者对模糊限制语的定义、分类各不相同，尚无定论。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则将视线转向影响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性别。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在口语交际时使用模糊限制语差异很大②，认为是男女成长的社会背景等因素驱动，如语境、使用语言、社会地位、职业［1]52。而在口译研究中，国外集中在以法庭口译为代表的对话口译；国内则关注外交场景下的会议交替传译。近来研究将注意力转向会议同声传译场景中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的性别差异，但结论局限于特定语言。

(2)约束条件。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过程中，区域各市资源配置量之和必须控制在区域资源总量范围内，同时必须保障各地区配置量与其需求指数相符，也就是任何两个市之间的资源配置量与其需求指数之间具有一定的匹配关系，以体现区域各市之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12]。本文研究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主要选取区域医生资源配置与区域医疗床位资源配置，式中，当l=1时，表示医生资源，当l=2时，表示医疗床位资源。约束条件可表示为：

较之会议口译，对话口译中译员和发言人面对面交流，更倾向使用模糊限制语以满足交际需要；而已有研究主要考察法庭、会议等场景，涉及语言多为西班牙语、法语、英语，针对其他语言和场景的研究仍有待展开。同时，研究方法多为定性描述，鲜少涉及定量分析。国内频繁使用自建语料库［2]30，国外涉及性别差异的口译研究也开始藉由语料库进行分析③。因此，本研究拟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比较英汉双向对话口译中男女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的标准化频率（次数／千词），探讨在一般话题场景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旨在丰富口译研究视角，并将类似研究结论扩展到汉英语言组合中。

当经销商再次购买时，厂家授信人员一接到订货单，就可以马上查核对方的销售回款以及应收票据的余额，再加上此次订货的金额，计算出累计总金额之后，再看是否超出其信用额度；如果在额度内，且该经销商没有其他异常的征兆，就可以立刻自动通过审核而出货，超出额度过多，应该马上转呈上级，由上级斟酌是否发货。

二、文献回顾

1.模糊限制语概念界定及分类

George Lakoff提出“模糊限制语”的概念，将“模糊的词语（fuzzy words）”命名为“模糊限制语（hedges）”，其作用是“让语义更模糊或不那么模糊”④。他从语义学角度列举了部分模糊限制语并分析其功能，认为模糊限制语不仅反映语言类别归属的程度，还反映更多言外之意。这意味着研究模糊限制语能发现说话者未言明之内容。同时，Lakoff认为不应忽视语境的影响。可以说Lakoff关于模糊限制语的研究为未来相似研究指明了方向。何自然基于是否修正话题内容这一标准将言语交际场景下的模糊限制语分为变动型和缓和型［3]。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包括程度变动语和范围变动语；缓和型包括直接缓和语和间接缓和语。伍铁平认为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重要性质；借助语境和话语预设，话语歧义性得以消除［4]。他从语法角度整合英、俄、法语，将模糊限制语分为四大类（见表1）。以上分类均直接对英语进行分析，并不涉及汉语中的模糊限制语；后续其他汉语研究也都基于英语翻译。

如表6所示，例（5）中男译员未翻译出后半句话，句首有明显填充词，可能在翻译现场认知负荷过重，故使用“I think”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尽管如此，他仍未能完整翻译出源语信息。进一步考察表3可发现，源语不包含任何第4类模糊限制语，因而译员在口译中增补模糊限制语是由其他因素驱使，而非受源语影响。考虑到源语是确凿命题，翻译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也可能是译员避免承担责任和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2]32-33。例（6）中的女译员出于礼貌考量和交际目的使用了“I’m wondering”让译语更加礼貌，这与源语风格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场景是汉语女嘉宾向英语男嘉宾提问，译员服务对象的性别、译员和发言人社会身份的差异也驱使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5]10-11。同时这也证实女性倾向使用格外正确和正式的语言⑦。

元话语领域多讨论书面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Hyland将模糊限制语界定为语篇作者对命题内容有所保留的手段，并将科学研究文章中的模糊限制语分为内容导向和读者导向两大类⑤。其中内容导向模糊限制语包括准确度导向和作者导向。Salager-Meyer认为医学英语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有三重内涵：其一，刻意模糊；其二，作者自谦与保持距离；其三，作者不能或不愿在写作中达到绝对准确及量化所有观察发现⑥。基于此，他将模糊限制语划分为五大类：遮掩语，如“to appear”；近似话语，如“roughly”；作者表示怀疑与直接参与语篇互动的表达方式，如“Ibelieve”“it is our view that”；情感强调语，如“surprisingly”；复合模糊限制语，如“itmay suggest that”。综上可发现，元话语研究强调作者与读者互动，以实现交流目的，并突出作者主体性。同时，相关讨论集中于书面语篇，如学术论文、课本等，与口语仍存在一定区别。

2.模糊限制语与性别

Robin Lakoff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原因有二：一是说话者表达不确定；二是说话者对自己话语的准确度不自信①。在缺乏实证数据的情况下，Lakoff将这一性别差异归结于女性成长的社会环境：由于女性被期望举止谈吐优雅端庄，因而使用模糊限制语实现自我保护和展示顺从。但该结论被其他学者质疑，因为上述性别差异不具普遍性，且受制于语境等因素。Jennifer Coates在考察自然口语时发现一般情况下女性会比男性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但功能各不相同，再度证实语境和话题的影响⑦。在某些语境中，女性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自信，这相悖于普遍认知；另一方面，在对话中男性较之女性更倾向于避开敏感话题，自然不必要使用模糊限制语。因此，相关讨论不应忽略语境和话题的作用。在比较芬兰和美国大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的模糊限制语时，Crismore等发现芬兰男学生最多使用模糊限制语，美国女学生最少使用模糊限制语⑧。对比分析两国社会文化，文章指出总体上芬兰学生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这和芬兰的历史有关（与强国毗邻），模糊限制语成为他们语言上的保护机制；同时也更显礼貌。但在性别差异上，作者只归结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并未进一步探讨。尽管如此，文章仍然强调性别对模糊限制语乃至元话语的影响应引起教师、研究者与翻译的重视，即跨文化与跨语境交流需充分考虑元话语的作用及其多功能性。

例（1）中，源语是英译汉对话的首句，信息密度小且无模糊限制语。但该男译员的翻译长度远超源语，并将“essential”的意思重复多遍（“重要”“核心”）。结合后续翻译，发现该译员偏好使用模糊限制语，这让其译文格外礼貌。究其原因，一是个人风格导致；二是出于礼貌考量［1]52。例（2）中，该女译员的翻译中“it”指代不明，且前半句信息与源语有较大出入。结合句首的填充词“um”，不难发现该译员非常紧张。由于她是第三轮比赛第一位出场选手，精神压力自然很大，使用模糊限制语可能是其不自信的体现。对比表3数据可看出，在此类模糊限制语上，无论是汉英口译还是英汉口译，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的次数都多于发言人。

上述研究大多集中在外语语境，汉语也有类似研究。李福印在探讨社会语言学中的模糊限制语时梳理了性别与模糊限制语的关联，认为女性的确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但这并非女性独有，也绝不是由性别决定［5]10。他进一步指出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还受说话人社会地位、职业等其他因素制约，并补充了相关研究，拓展了其外延。杨毓隽归纳出模糊限制语使用四点动因：使言语交际顺利进行；提供恰当信息；避免承担责任；使话语更礼貌［1]51-52。她特别指出由于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因此言语更委婉模糊，体现之一便是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此观点与前人研究不谋而合。

3.模糊限制语与口译

（1）在汉英非外交对话口译中，男女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是否有差异？

这天，吃完饭，老和尚没有摔碗，他跟张员外告辞：“施主啊，你的脾气可真好，心眼也不错！我今天就走了，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最后送一句话给你，你可千万要记得，日后你若有难，就把我摔烂的碗渣子堆起来，堆成一座四方城，你呢，就睡在上面，包你百难全消！”说完，老和尚就不见了。

在汉英口译中，模糊限制语研究围绕其使用特点及原因展开。潘峰从口笔译特点、文体差异及汉英修辞的传统角度解释汉英会议口译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原因，发现口译英语比笔译英语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且口译员更主动增添模糊限制语［6]26-28。该研究将模糊限制语视为文本内在语言特征，从纯粹词性角度对模糊限制语分类，未涵盖单词以外的其他领域。王丽和李桃通过自建语料库探讨在汉英交替传译中译员频繁使用“some”“about”“I think”“according to”的原因，将其归纳为译员的礼貌意识和自我保护倾向［7]98。此研究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基于何自然相关论述，但只探讨了前文中所列四个词语，难窥全局。胡娟和胡勤利用标准化频率考察汉英交替传译中译员模糊限制语使用的性别差异，发现女译员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她们的研究借用伍铁平的分类方法，较全面地分析了各类模糊限制语［2]31。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研究均集中在外交场合，即政府新闻发布会，且只考察了汉译英。此外，其研究对象均为外交部高级翻译，他们经验丰富，口译水平高，较难代表口译实际教学中的学生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其他场景、译员、语言方向进行进一步研究。

4.研究问题

现有模糊限制语研究围绕词语选择和原因展开，多集中于外交和法庭场景，鲜少涉及其他口译场合、非职业译员、语言方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点研究问题。

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人民的退休年龄都是呈现延长的趋势，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对本国人民的退休年龄进行了改革，多数是采用渐进式的提高方法。国际上关于提高退休年龄的普遍做法，对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规划与实施可以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在，我国有充分的资源可以向多年前就已经对退休年龄进行延迟改革的各国进行学习，以提高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出台、推广与实施的效率。

口译中模糊限制语研究主要关注源语／译语对应，且集中在法庭口译场合。Sandra Hale发现在英语、西班牙语法庭上，译员保留或省略模糊限制语会影响听众对证人可信度的评估，因为这些词语会传达证人对自己证词的自信程度⑨。她发现模糊限制语在口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法庭译员的译语较之源语包含更少的模糊限制语。另一方面，Magnifico和Defrancq借助欧盟会议语料库对英法、荷法同声传译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③。通过比较标准化频率，研究发现译员较之发言人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此结果与Hale的结论相悖；同时，女译员比男译员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但值得注意的是，此项差异只适用于荷兰语，表明模糊限制语的性别差异受限于特定语言。此外，他们认为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一是为了弱化发言人威胁他人面子的行为，二是由于翻译出现困难。

比赛中所有选手需口译中文对话和英文对话各两段，文本由发言人现场念出，语速适中，发音清晰。每轮对话包含口译在内不超过8分钟，主题围绕全球高房价展开。本赛事为在台湾举办的学术竞赛，所有对话皆避开敏感话题或威胁面子的内容，杜绝说话人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必要性。其次，对话为事先准备好的文本，相较于现场发挥包含更少的模糊限制语，基于口译中源语／译语对等的普遍原则，可以初步排除源语对译语的影响③。

本研究对模糊限制语的定义及分类参考George Lakoff和伍铁平相关论述，对汉语模糊限制语的讨论基于其英语翻译。

三、研究方法

1.研究材料

本研究自建小型语料库语料来源为2016年4月第六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总决赛第三环节对话口译现场视频。选择此语料原因有三。

（1）比赛现场译员和发言人面对面交流，能高度还原真实对话口译中的人际交流模式。

（2）比赛现场气氛紧张，发言人皆为英语或汉语母语者，与真实口译环境相仿，能较好考察译员表现。

（3）参赛选手口译水平彼此相近，研究变量得到有效控制。

当前高校图书馆已逐渐把民国图书文献资源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怎样在保护和利用民国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资源的内涵价值，拓展资源的利用空间，实现民国文献较高的利用价值已经提上日程，而建设高校图书馆民国特色文献资源库，并与数字时代接轨，不失为民国文献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2）若有，则差异是什么？

在互联网社会，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整合了产业链的各种特色。以运营商为中心，产业链中的每一个厂商都有属于自己的业务，同时也在向上游、下游延伸和渗透，每个厂商的定位越来越模糊。而诺基亚却没能够抓住这一点，其没有主动与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主动合作，也就没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

2.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进入比赛最后一轮的5位男性译员和11位女性译员，共16位选手，分别代表大陆、港澳台及国外分赛区的最高水平。其中，大陆选手9名，均为985高校及著名外国语大学口译方向研究生、本科四年级学生；香港及台湾选手6名，皆为港台知名高校本科高年级学生、口译方向研究生；1名选手来自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所有选手皆接受过一定口译专业训练，但仍和职业译员有一定差距。

3.研究工具

本研究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通过计算标准化频率比较男女译员在模糊限制语使用上的差异。选择此方法有如下考量：首先，标准化频率在已有研究中被普遍运用，能够比较准确反映性别差异；其次，无论是真实口译还是实验场景，都无法保证男女译员数量相等，纯定量方法会降低可操作性；最后，本实验样本容量偏小，数据不呈现正态分布，即使计算显著性（如p值）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⑩。据此，本研究仅从定性角度对数据进行解释。

4.研究过程

原视频长度为110分27秒，研究转写全部内容。赛题包含三组对话，讨论内容包括房地产市场，德国国有房地产中介，以及高房价的影响。根据表1分类，研究对语料库中源语和译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总体统计（见表2）和分类统计（见表3）。

四、结果与讨论

1.第1类模糊限制语

进一步分析数据可知：竞赛现场的压力、认知负荷过重、礼貌考量等皆可促使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此外，由于语料来源于竞赛场合，源语自然不会包含很多威胁面子的内容，因此推断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也许是他们需要在面对口译困难时保护自己的面子，避免承担责任。

配电线路指的是从降压变电站把电力输送到配电变压器或者是将电变压器的电力输送到用电单位的线路。一般情况下，当配电线路的电压为 1kv—10kv 时，称其为高压配电线路，当配电电压不超过1kv，而且频率不超过 1000hz，直流不超过1500v时，称其为低压配电线路。通常配电线路的建设要求要安全可靠，从而能够很好的保证供电连续性，使得线路的损耗能够降低，从而提高输电效率，使得电能质量能够得到良好的保证。

2.第2类和第3类模糊限制语

语料库源语和译语皆未出现第2类模糊限制语，故此处不予讨论。第3类模糊限制语数量较少，全部集中在汉英口译。原始数据上男女译员并无明显差别，而在标准化频率上男译员高于女译员，此点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具体如表5所示。

例（3）中该男译员使用“so...that...”结构将源语的数个短句处理成完整的一句话，有利于增进听众理解。但从句首的填充词“eh”和部分缺失信息可以推断此时译员的认知负荷过重，为了促使交际顺利进行，他选择使用模糊限制语让译语顺畅从容。例（4）中的女译员错误强调房价上升的速度，而非不可负担性，悖于源语意图。究其原因，可能是译员对说话者语气的误读；且源语并无对应结构，可以排除源语对译语的影响。因此只能归结于译员自身的口译策略，即基于自己理解提供恰当信息［1]51。

在笋期结束后1周内，可对林地覆盖物进行清理运出，具体视天气情况而定。清理时先将砻糠、竹叶依次取出堆好，留作下半年再次覆盖。有机肥下层的竹叶及其腐烂物留在林地中，用锄头将上浮竹鞭清理干净，然后施入有机肥进行翻耕，机器翻耕或人工翻耕均可。

3.第4类模糊限制语

第4类模糊限制语在英汉口译上未体现显著性别差异，但在汉英口译上女性译员更多使用。进一步考察标准化频率，发现在英汉口译中男性译员更多使用；在汉英口译中女性更多使用，这与前人结论一致。

4.2.1 根据《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相关制度，包括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培训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食品安全自检自查与报告制度、食品经营过程与控制制度、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主要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安全信息追溯制度、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

五、结论

研究借鉴社会语言学及口译研究中性别差异相关论述，重点探讨对话口译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性别差异。基于自建语料库，研究发现总体上男女译员的确存在差异：英汉口译中男性使用模糊限制语的频次略高于女性，汉英口译中女性明显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但无论是汉英还是英汉口译，男女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的频率都高于发言人。

具体而言，在汉英对话口译中，女译员更多使用第1和第4类模糊限制语；而在英汉口译中，男译员更多使用同种类模糊限制语。纵观四类模糊限制语，男女译员最常使用的均为第1类，但女译员主要在汉英口译中使用，男译员则主要在英汉口译中使用。鉴于源语中第1类出现较频繁，此项可归结于源语对译语起到一定影响。

由表3原始数据可看出，在汉英双向对话口译中，女性使用第1类模糊限制语的次数远高于男性。进一步比较标准化频率则发现，在英汉口译中男译员使用模糊限制语多于女性，而在汉英口译中女性高于男性。前者粗略对应Crismore等的研究结果，后者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32，举例如表4所示。

Magnifico和Defrancq发现，荷兰语口语较之英语和法语包含更多模糊限制语（如语气词），从而解释在他们的语料库中女译员更多使用模糊限制语，证实某些性别差异和特定语言相关③。而在本研究语料库中，大多数性别差异集中在英文翻译（第1和第4类），体现在形容词、副词以及词组如“I think”“Iwonder”，进一步证明英语所固有的模糊性。

注释：

①出自Hyland，K的《Hedg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8年出版，第10页。

②出自Lakoff，R的《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NewYork：Harper Colophon，1975年出版，第79，80，82页。

本文采用以下首先达到极限状态(抗压强度下降到80%、纵筋屈曲断裂或核心混凝土破坏)的墩柱来确定承载能力。

③出自Magnifico，C.和B.，Defrancq的《Hedges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the role of gender》，《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Practice in Interpreting》，2017年第一期，21-46页。

④出自Lakoff，G的《Hedges：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1973第4期，458-508页。

⑤出自Hyland，K.和P.Tse的《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 riting：A Reappraisal》，《Applied Linguistics》，2004第二期，156-177页。

⑥出自Salager-Meyer，F的《Hedges and Textual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n Medical English Written Discourse》，《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1994第二期，149-171页。

2014年春，在兵师团工会自主创业号召下，余东义联系了七户困难职工家庭，成立了养鹅合作社，利用养鸡圈舍养殖肉鹅2200只，羊700只，牛28头，他要带领更多的职工即会种植，也会养殖，拓宽了致富的路子。

⑦出自Coates，J的《Women，Men and Language：A Sociolinguistic Accou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New York：Routledge，2013年出版，第88-89页，第105页。

⑧出自Crismore，A.，R.Markkanen.和M.S.Steffensen的《Metadiscourse in Persuasive Writing：A Study of Texts Written by American and Finnish University Students》，《Written Communication》，1993第一期，39-71页。

⑨出自Hale，S的《The discourse of court interpreting》，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4年出版，第113页。⑩出自Mehrdad，R.，A.，Ferdows.和B.，Parviz的《The effect of lecturers’gender on the use of discoursemark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Studies in Language Learning》，2015年第二期，69-8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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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娟，胡勤.汉英口译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与译员性别的关联考察——基于10场外事口译语料［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12）：29-34.

［3]何自然.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85（5）：29-33.

［4]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6.

［5]李福印.模糊限制语的社会语言学探讨［J].外语研究，1995（4）：9-12.

［6]潘峰.基于语料库的汉英会议口译中模糊限制语的应用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4（4）：24-29.

［7]王丽，李桃.基于语料库的汉英会议模糊限制语口译研究［J].中国翻译，2015（5）：96-100.